对保马法后来有许多争议。

        实际不是它盘剥多少百姓，最大的毛病是王夫之写的一段话：

        夫马，非其地弗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则困于刍粟，寒暑则死于疾疫。唯官有牧苑，而群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因时以蠲其疾；官有牧资，而水旱不穷于饲；则一虚一盈，孳产自倍。

        自成周以迄于唐，皆此制也。汉、唐车骑之盛，用捍边陲，而不忧其匮，柰何以诱愚民而使陷于死亡哉？行此法者，曾不念此为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无益于国马，相踵以行，祸延无已，故曰害最烈也。

        “愚民”贪图好处，如两匹马来到刘昌郝家，能骑着出行，能拉车，甚至能犁田。但“愚民”不知道，马很不好养，往往十之六七便会养死，一旦养死便会赔偿，不病死，也会老死，还得赔偿。此乃乘马，一匹得五六十贯钱，有多少百姓能赔得起的，往往家庭情况一般者，会破家荡产。

        对国家来说，这些马困于百姓家中，空间有限，渐渐不善奔驰，即便拉到战场上，也不能发挥作用。

        那何苦折腾百姓？

        王夫之所说的还有极大的局限性，保马法虽做无用之功，还不能称为虐政，保甲法才是虐政。因为它针对的是“上户”，牵连的普通户不多，能牵连到的，不是马政，而是吏政，胥吏捣的鬼。

        其次，百姓有一句俗语，铜骡铁驴纸糊马，不是马不好养，乃是环境之故。其实宋朝已经掌握一些马的特性，高凉之地，便是养马的环境，但整个中原，包括关中，符合这种“高凉”条件的场所并不多，包括朝廷几个牧监，也不是好的“高凉之地”。加上活动空间狭窄，故马容易生病，然后病死。

        但不用说，这肯定是曹录事捣的鬼，孔押司后悔地说：“我亦不能相信曹家……”

        即便捣鬼，也要过段时间吧，这才是真正扫了他的“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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