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说“我们认为，余嘉锡的说法比较切合古书实情，持论平实公允。”所以司马氏接着说先秦两汉的古书，往往在父传子师传弟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尽管定型时把祖师或某一代宗师称为该书的撰人，但是作为贯穿了祖师“家法”的一家之学，实际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师弟的集体著作。

        司马氏说“先秦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后人编辑而成，编辑者把跟著述者有关的史事编进书中，就像后世所编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传行状碑志一样。”如《管子》记管仲临死及死后事，《庄子·列御寇》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世纪是简帛文献的大发现时期，大批汉晋木简简帛佚籍大量出土。“简帛古籍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最早的古籍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

        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李学勤归纳了十种在简帛古籍对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佚失无存名存实亡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

        如禅宗要集《六祖坛经》，敦煌发现的首位完整的写本较传世的宋元刻本内容要少，当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现存最早的慧昕本实际是据此本扩充改编而成。

        梁阮孝绪（479—536）说“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

        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七略》搜集宋齐以来各家藏书目《七略》《七志》等，并与官修目录《文德殿书目》参校，总集众家而成。诸子类归属于《子兵录·道家》，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七录》，说明南宋时此书仍有见存于世者。今仅有《七录序》流传至今。

        南朝藏书家多有藏书目录。南朝梁任昉编成了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梁书》卷十四《任昉传》“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

        《七录序》“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献的流传，无论内容或形态均不免发生一些变化。《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书籍，到梁代阮孝绪编定《七录》的时候已经亡佚了552家，仅存44家。

        即使《史记》，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汉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补撰，班固修《汉书》时“十篇缺，有录无书”。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